在古老而绚丽的中国刺绣史上，发绣有着神奇而独特的地位。史料考证，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发绣是，现存于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的《东方塑像》，相传为南宋皇帝赵构之妃刘安所绣；早期发现的发绣还有，日本正仓院所藏《弥勒佛》像，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：《唐宋元明名画大观》影印本中的《滕王阁图》和《黄鹤楼图》系明代夏明远的两件发绣；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《倚琴伫月图》，以及成都文殊院藏有清代道光五年陕西总督杨延春之女的《水月观音》等，均为传世珍品，被后人誉为“细若纹睫，侔于鬼工”的神来之作。
　　唐代佛教鼎盛时期，虔诚信女开始用自己的纤发，在丝绢上绣成如来佛、观音菩萨像，朝夕顶礼膜拜，这便是发绣的源头。到元末明初，发绣突破了宗教题材，表现内容不再囿于人物肖像，艺术手法推陈出新，画绣结合，催生出一件件传世佳作。而到晚清年间，这一艺术奇葩竟衰落近乎湮灭，人们只能从博物馆的珍藏中依稀窥见她往昔的风姿。
　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沉睡已久的的发绣绝艺在江苏东台奇迹般地复苏，几世绝响的古老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。
　　东台成为发绣艺术新的发祥地绝非偶然。发绣在东台地区的记载，最早见诸于清康熙年间（1662—1722年）孔尚任的《西团游记》，文中载：东台附近的西团镇（古属东台场）晾网寺里藏有发绣观音佛像，被推为发绣珍品。追根溯源，元末明初，农民领袖张士诚兵败苏州，不少身怀绝技的苏州手工艺人流落里下河地区，带来了精湛的江南工艺美术。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复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驱使大批苏南居民下放农村，许多艺人、画师、绣女来到东台……于是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，东台着力挖掘艺术宝库，抢救文化遗产，新一代发绣应运而生。吴雷是苏州籍工艺师，他通过曾在东台落脚的苏州刺绣研究所创始人高伯瑜先生，请来了他的弟子、现代著名刺绣大师顾文霞女士作技术指导，在众多画师、绣女的共同努力下，用数月之久，东台的第一幅发绣品《秋风纨扇图》终于诞生了。以此为起点，发绣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艺术绽放异彩，东台也伴随着发绣艺术而名扬海内外。
　　“中国发绣作为一种东方艺术商品，走向了市场，面对的同样是激烈的竞争。”东台发绣艺人道出这番肺腑之言。
　　而今，发绣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，在东台又开辟了新纪元。他们改墨绣为彩绣，融画绣一体，变双钩为晕色，开发出双面发绣和双面异色绣。
　　我们没有欣赏到发绣珍品《清明上河图》原件的神韵，因为它早就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拍出，但从保存的资料中仍可一睹它的风采。发绣女工以发为笔，摹写了张择端的画意，著名书画家谢稚柳的题词“发绣清明上河图”和武中奇的书联“丹青染尽清明胜，素手神传风俗情”为之增色。这幅发绣装裱后，全长9.98米，为当时世界之最，名品、绝艺的孤本，成为海内收藏界追逐的目标。不久前，一幅全长13.2米的《姑苏繁华图》长卷发绣又改写了这一记录。这幅被列为中国画十大名品之一的长卷，以浓墨重彩写尽康乾盛世古城苏州的繁华，绣有各色人物4600余人、各式房屋建筑2140栋、各种桥梁40余座、各种客货船号及竹筏300余只、各种商号招牌300余块等，被称为历史巨作。近年来，东台先后绣制出《长江三峡全景图》、《八十七神仙图》等一大批发绣长卷。
　　生产与经营并举，高档与低档兼具，已成为东台发绣业走出国门的必由之路。在市场营销上，他们追求市场需求策略，中低档价格适当下调，让发绣走入寻常百姓家；高特档仍精选名人肖像和名师画作，注意整体装裱、装帧，让发绣迈向艺术圣殿。目前，东台从事发绣工艺设计、配色、勾绷、刺绣和装裱等的技艺人员逾7000人，其中青年绣女占绝大多数，还有很大比重的为下岗再就业职工。全市拥有发绣专业公司1个，专业厂家20多家，发绣工艺点300多处，市内发绣经销门市40多个，年产值超过一亿元。台湾和东京等地都设有销售窗口，中国发绣已传遍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　　东台“中国发绣”已获得国内大奖数十个，在国际博览会和民间艺术博览会中也屡获殊荣，引起了高层领导的特别关注。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叶飞、姬鹏飞、陈丕显，国家文化部长孙家正，前江苏省省委书记韩培信、省长顾秀莲等领导多次视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。